氣功與中醫的關系

中國氣功源遠流長，其特點，一是仿生，二是內省。氣功之初是勞動與靜息二種形式的需要，故《素問，移精變氣論》記載：遠古時期人居禽獸之間，動作以避寒，陰居以避暑。
漢代封衡也曾說：“能從朝至暮常有所為，使足不息乃快，但覺極當息，息復為，乃與導引無異也。”隨著歲月的流逝，人類的大腦與四肢逐漸完善，思維能力與模仿能力都在增強，開始在原來運動靜息的基礎上加上一些模仿動物的運動形式，將這些運動與靜息相結合則成了原始的氣功。
氣功用于臨床，源遠流長，最早見于文字記載的應首推《內經》。《在素問導法方宜論》中，五種治療大法中就包括《導引》一法。在《上古天真論》中有“恬淡虛無，真氣從之，精神內守，病安從來”《呼吸精氣，獨立守神，肌肉若一》等，關于氣功運用的論述。而最早記載導引用子臨床的應推《史記》扁鵲倉公列傳。在春秋戰國時期，諸子百家的著作中關于氣功的論述是很多的。如道家的《老子》書中“虛其心，實其腹”，“綿綿若存，用之不勤”，“致虛極守靜篤”等。而儒家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尚書》、《大學》等重點著作無不滲透著養氣修性等關于氣功方面論述。最明顯的有儒家十六字心傳“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執厥中”和《大學》。“知之而后定，定而后能靜，靜面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虛，虛而后能得”。顯示了養身修性悟道的各個不同層次。
戰國時代的文物《行氣玉佩銘》上四十五個字則更明顯的指出：人身氣血流行，任督合節，天感地應，陰陽交配，合于天地大律則昌，違其律則兇的道理。展示了當時練氣士的水平。而歷代醫學大家除處藥針灸去疾外，對氣功治病的具體運用也不乏其例，如華佗、仲景、葛洪、孫思邈，等都有精辟的專論。
但應該承認，氣功在我國，更多的是被宗教所利用，其次是武術健身，而系統的用于臨床雖有《諸病源候論》、《肘后方》等書作了大篇幅的記載，然而與醫理緊密結合，以處方的形式，出現的不多，最缺乏的是方義解釋，故一直徘徊在神圣的殿堂門口，未能登堂入室。時到今天，林中鵬著《中華氣功學》，林厚省作《氣功學》，馬濟人作《中國氣功學》，李志庸編《中國氣功史》，孫真、韓秋生均寫了《對癥氣功》，然而全面的將聲色意氣形融溶為一體，以調神、調氣、調形、調聲、調色合為一爐，以、理、法、方、功合一，目前還沒有。